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浙江金华浦江江南第一家郑义门古建筑群，门口两旁的墙上大书“耕”“读”二字及“孝悌忠信”“礼义廉耻”。《郑氏规范》作为郑义门的家训，有专门的篇章约束后人廉洁为官。(资料图片)

司马光和他撰写的古代家训名篇《训俭示康》。(资料图片)

中华民族视家与国为紧密联系的整体，倡导修身齐家而后治国平天下，故而历来重视治家，在数千年的实践中，先贤在此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，并以家训、家书、家谱、家礼等形式广泛流传。这些宝贵的治家理论与实践凝聚着先贤的心血和智慧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闪烁着永恒的光芒。

进德修业 读书起家

人才是一个家庭兴旺发达的关键。人才的培养主要靠教育，古人治家强调读书的重要作用。清代的《庭训格言》提出：“凡人进德修业，事事从读书起。多读书则嗜欲淡，嗜欲淡则费用省，费用省则营求少，营求少则立品高……凡事可论贵贱老少，惟读书不问贵贱老少。读书一卷，则有一卷之益;读书一日，则有一日之益。此夫子所以发愤忘食，学如不及也。”《庭训格言》告诉我们读书是立德、立身、立业最重要、最便捷的方法和路径，也是一个家庭兴旺发达之本。

明代郑板桥在《潍县署中与舍弟墨第二书》中更是明确指出：“读书中举中进士作官，此是小事，第一要明理做个好人。”郑板桥52岁才得一子，爱子心切，此时他在潍县为官，只得将教育儿子的责任托付给弟弟。在郑板桥看来，读书的目的不在于功名，而在于培养孩子良好的品德，做个好人是最重要的。

读书学习为什么重要?古代家训有精彩的论述。三国诸葛亮《诫子书》曰：“夫学须静也，才须学也，非学无以广才，非志无以成学。”北宋欧阳修《诲学说》曰：“玉不琢，不成器;人不学，不知道。”清朝张英的《聪训斋语》认为书卷乃养心第一妙物，“我愿汝曹将平昔已读经书，视之如拱璧，一月之内必加温习。古人之书，安可尽读?但我所已读者，决不可轻弃。得尺则尺，得寸则寸。毋贪多，母贪名。但读得一篇，必求可以背诵，然后思通其义蕴，而运用之于手腕之下。如此，则才气自然发越。”张英提倡读书要多温习、多理解、多运用，已涉及具体的读书方法了。古代家训家书中，有不少谈及具体读书方法的内容，这些是先辈毕生读书的心得体会。清代曾国藩在家书中提出“读书之法，看、读、写、作，四者每日不可缺一”，他强调书不光要看，而且要读出来，“譬之富家居积：看书则在外贸易，获利三倍者也;读书则在家慎守，不轻花费者也。譬之兵家战争：看书则攻城略地，开拓土宇者也;读书则深沟坚垒，得地能守者也”。

古人读书，特重经史，容易滋生厚古薄今的习惯。清代汪辉祖的《双节堂庸训》提出“读书以有用为贵”，“所贵于读书者，期应世经务也。有等嗜古之士，于世务一无分晓。高谈往古，务为淹雅。不但任之以事，一无所济;至父母号寒，妻子啼饥，亦不一顾。不知通人云者，以通解情理，可以引经制事”。他认为读书必须讲求实际、学以致用。

崇尚劳动 勤俭持家

古人治家崇尚勤俭，认为只有勤劳才能创造财富，节俭才能积累财富，维持家计长久。明代姚舜牧在江西广昌任知县时撰写了《药言》一书，他说：“居家切要，在勤俭二字，既勤且俭矣”。他引用民谚“一日之计在于寅，一年之计在于春，一生之计在于勤”，表示“起家的人，未有不始于勤，而后渐流于荒惰，可惜也”“起家的人，未有不成于俭，而后渐废于侈靡，可惜也”，两个“可惜也”表达了姚舜牧推崇勤俭、反对懒惰与奢侈的鲜明态度。

明代朱伯庐的《治家格言》可谓脍炙人口，其开篇就说：“黎明即起，洒扫庭除，要内外整洁。既昏便息，关锁门户，必亲自检点。一粥一饭，当思来处不易;半丝半缕，恒念物力维艰。”治家要未雨绸缪，如果到了临渴掘井，必然出现问题。

在古代家训家书中，司马光的《训俭示康》以俭引领全篇，用现实的例子教育后代要保持节俭的风尚。他说张文节为相，生活节俭，被人讥笑。张文节叹曰：“吾今日之俸，虽举家锦衣玉食，何患不能?顾人之常情，由俭入奢易，由奢入俭难。吾今日之俸岂能常有?身岂能常存?一旦异于今日，家人习奢已久，不能顿俭，必致失所。岂若吾居位、去位、身存、身亡，常如一日乎?”司马光感叹，大贤的人往往深谋远虑，从居安思危的角度看到了保持节俭对于一个家庭存续的重要作用。

从《药言》《治家格言》《训俭示康》中我们看到，崇尚劳动，反对好逸恶劳、奢侈浪费，对于一个家庭的风气至关重要。民生本务在勤，勤劳可以免饥寒，节俭可以养正气。

宽忍友爱 和睦兴家

家和万事兴。家庭的和睦是治理家庭的应有之义，也是历代家训家规所倡导的主题之一。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有一篇家书《丙寅岁寄弟侄》，说“和睦之道，勿以言语之失，礼节之失，心生芥蒂。如有不是，何妨面责，慎勿藏于心，以积怨恨”。王夫之强调的是家庭成员要善于沟通且直接沟通，不要将对家人的怨气藏在心中，要主动化解怨恨。

北宋范仲淹治家严谨，在《六十一字族规》中，他训诫子弟要相互忍让，相互帮扶，保持家庭的和气，“家族之中，不论亲疏，当念同宗共祖，一脉相传，务要和睦相处，不许相残、相妒、相争、相夺，凡遇吉凶诸事，皆当相助、相扶，庶几和气，致祥永远。”

在如何做到互助友爱，保持家庭和睦方面，南宋的《袁氏世范》有不少相关论述。比如，要认识到人的个性不同，“盖人之性，或宽缓，或褊急;或刚暴，或柔懦;或严重，或轻薄;或持检，或放纵;或喜闲静，或喜纷挐;或所见者小，或所见者大”，“其性不可得而合，则其言行亦不可得而合，此父子兄弟不和之根源也”，所以要做到因人而教。比如，要做到换位思考，“为父兄者，通情于子弟，而不责子弟之同于己;为子弟者，仰承于父兄，而不望父兄惟己之听”。比如，要善于反省，“贤者能自反，则无往而不善。不贤者不能自反，为人子则多怨，为人父则多暴”。比如，要善于容忍，及时化解矛盾，“居家久和者，本于能忍”，然而许多人“知忍而不知处忍之道，其失尤多”，《袁氏世范》的建议与王夫之的建议一样，怨恨不能累积，“不若随而解之，不置胸次”，这样既能及时化解矛盾，也能让家人之间心情舒畅。

乐善好施 以德立家

北宋大儒程颐说：“德不孤，必有邻，一德立而百善从之。”《周易》曰：“积善之家，必有余庆。积不善之家，必有余殃。”乐善好施，以德立家，是古代中国治家的传统。

明代高攀龙在《高子遗书·家训》中认为，历代家训作者都把尽自家财力物力资助贫苦族党乡人，关心照顾鳏寡孤独视为处世做人的基本准则，由此他提出“世间第一好事，莫如救难怜贫”。

北宋范仲淹是宋代新型宗族制度的一位重要开创者，在《告诸子及弟侄》中，他说：“吴中宗族甚众，与吾固有亲疏，然以吾祖宗视之，则均是子孙，固无亲疏也。苟祖宗之意无亲疏，则饥寒者，吾安得不恤也?”为了扶助宗族中的贫寒者，他设立了义庄，这一乐善好施之举对江南地区许多家族具有示范作用，他们纷纷建立义庄，时至今日，我们还能在江南不少地方看到义庄建筑遗存。

除了帮助家族中生活困难者，古人的乐善好施还推及到了乡里乡亲。南宋陆九韶在《家制·居家制用篇》中将家庭收入分成十分，在确保家庭生产生活都有余裕的情况下，“则以周给邻族之贫弱者，贤士之困穷者，佃人之饥寒者，过往之无聊者。”元代的《郑氏规范》也要求家人要乐于做好事、善事，从关爱族人到关爱乡人，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人，“桥圮路淖，子孙倘有余资，当助修治，以便行客。或遇隆暑，又当于通衢设汤茗一二处，以济渴者。”明代的《了凡四训》云：“何谓兴建大利?小而一乡之内，大而一邑之中，凡有利益，最宜兴建。或开渠导水，或筑堤防患，或修桥梁以便行旅，或施茶饭以济饥渴。随缘劝导，协力兴修，勿避嫌疑，勿辞劳怨。”

勤政爱民 廉洁保家

中国古代家训中对于廉洁从政多有论述，其中北宋包拯的家训很有影响力。“后世子孙仕宦，有犯赃滥者，不得放归本家，亡殁之后，不得葬于大茔之中，不从吾志，非吾子孙”。这篇简短而有力的家训，将国与家紧密联系在一起，为官贪赃者，不仅为国家法度所不容，也令家族蒙羞，败坏家风。

东晋名士陶侃的母亲湛氏在历史上留下了贤母拒鱼的美谈。陶侃少时做过管理捕鱼的官，曾送给母亲一坩腌制的鱼，湛氏原封不动退回，并附信责备儿子：“尔为吏，以官物遗我，非惟不能益吾，乃以增吾忧矣。”陶侃日后成才，与其母的谆谆教诲是分不开的，人叹曰：“非此母不生此子!”

东汉官员杨震以“四知”故事闻名天下，当有人劝他为子孙着想留点钱财时，他说：“使后世称为清白吏子孙，以此遗之，不亦厚乎!”那么如何让清白世代相传，使后世以“清白吏子孙”为傲呢。浙江金华浦江郑义门被誉为“江南第一家”，其《郑氏规范》中对于勤政爱民、廉洁保家有一些具体规定。

《郑氏规范》第八十六条云：“子孙器识可以出仕者，颇资勉之。既仕，须奉公勤政，毋蹈贪黩，以忝家法”;第八十七条云：“子孙倘有出仕者，当早夜切切以报国为务。抚恤下则民，实如慈母之保赤子。有申理者，哀矜恳恻，务得其情，毋行苟虚。又不可一毫妄取于民。若在任衣食不能给者，公堂资而勉之;其或廪禄有余，亦当纳之公堂”;第八十八条云：“子孙出仕有以赃墨闻者，生则于谱图上削去其名，死则不许入祠堂”。

由此可见，《郑氏规范》在对子孙廉洁从政的要求上，一是为官当廉，不容许贪污;二是为官当爱民，像母亲爱护自己的子女那样;三是家族要给予廉洁从政者一定的资助，免除其后患之忧;四是贪污受贿亦违背了家训规定，要以严格的家规约束惩戒。在《郑氏规范》勤政恤民、清廉为官的家训影响下，郑氏家族宋元明三代出仕做官者多达173人，无一人因贪赃受到惩处，成为廉洁保家的典范。